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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面对德国的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有所预见并作了大量的防御性工作和一系列安全保障相衔接。在与德国交界的地区，他们的防御工事就搞得很出色。在那里，他们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模仿法国的样式修筑了一道小型马其诺防线。捷克中央参谋部深信，借助这一纵深的防御工事，他们装备精良的四十个师能顶住德国的进攻至少可达六个星期之久。他们希望到那个时候，法国和苏联可以依照互助条约的规定在西面和东面与侵略者交起手来。他们希望从盟国那里得到条约规定的保障，这并不过分。
遗憾的是无论条约还是盟国都没有给捷克真正带来安全保障。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场紧张局势中真正明确表示并认真准备在事件发生时会给捷克以应有的援助，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一个小国的利益大动干戈。在苏台德危机爆发后，苏联向捷克提出，即使法国不援助捷克，苏联也准备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捷克最终并未接受。贝奈斯之所以决定接受慕尼黑的条款而不想单独战斗或是在苏联作为唯一盟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他的国家遭受对德战争所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破坏，并且认为，如果苏联参战，“西方会认为我们是使中欧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并“会在一场德苏战争中撒手不管”。
还有三月末的时候，当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刚刚过去一个多星期，苏台德区的问题刚冒出头来，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就对此进行了磋商。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当然，法国在理论上表示他们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以示尊重他们的条约义务。
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根本没有作好应战的准备。这一点是法国军事首脑明确指出来的。他们曾经严肃地警告说，法军的主要力量和多数资源都放在沿法国东北部边境的马奇诺防线上。它并不具备在自己国境之外进行一场战争的条件。这当然是法国防御性战略决策的结果。
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没有明确的条约义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打仗，不想在中欧地区为了一个遥远小国的利益打仗。张伯伦反对一切可能不由英国政府自主作出的参战决定，对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中欧动荡局势甚为恐惧，所以，当他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及其同僚们进行磋商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了。
这就是为苏台德危机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为此不惜采取妥协与绥靖的政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并劝法国也这样做。
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还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
两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德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两国政府又在布拉格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捷政府向德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为此，一方面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五月七日，两国驻捷公使正式要求捷政府与苏台德德意志人达成“全面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在“和平解决”原则与妥协和绥靖方针之下，在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以及墨索里尼的手中，从三月到九月，围绕苏台德区的问题，中欧局势几起几落
希特勒丢面子与贝奈斯丢人
春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布拉格宣布赦免了一千二百名纳粹政治犯，同时，在苏台德区允许汉莱因实行选举、扩大德意志族的权利等政策。但是，在柏林的授意下，汉莱因以政府拒绝苏台德区完全自治为由，于五月十九日突然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谈判。同一天，德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德军四个摩托化师已在捷克边界集结，并且做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
德国不顾英国三番五次地劝告，要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苏台德问题，不惜破坏欧洲的稳定，这引起了英法的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德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德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欧洲出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和最紧张的军事准备，是英、法、苏和捷克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侵略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德国的挑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五月二十日发布“部分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五月二十一日，法国外长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互助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国驻德国大使也对德国外长表明，如果法国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英国政府不能保证在事件的压力下不会介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德捷战争就意味着法德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英德战争。”
在五月危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要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甚至公开声明：“互助条约不禁止每一方提出援助，无须等待法国”。
捷德边境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英、法、捷、苏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德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小国、破坏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警告元首说，德国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并且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希特勒又羞又恼地发布了命令。
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二十六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但是在德国，希特勒一怒之下隐居了起来。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希特勒的报复心理使他把丢人的起因和责任紧扣在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身上。
因为如果布拉格政府不进行动员，法、苏就不会支持他们，英国也就不会发出那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感到不快，必须让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为此而受到惩罚，感受他的报复的全部分量。
五月危机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和英、法、苏不同程度的对德强硬态度以及危机最终得到缓解的结果都表明，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只要有关国家携手合作，坚决抵抗，采取坚定的集体安全立场，侵略行为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维护的。
但是，英、法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因此，到七月二十六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调查”并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遍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
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在压力下，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准备作出一个最后的让步。
于是，九月四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袖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被召到赫拉德欣宫，受到了贝奈斯总统的温和而镇静的接待。
贝奈斯不说任何开场白就把一张白纸推到他们面前，说：“请把你们党关于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全部要求写下来。我预先答应你们，我会立即满足这些要求。”
孔德好像挨了雷击，难以置信地盯着总统。而西伯科夫斯基则生气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来吧，真的。写啊！”总统说。
苏台德领袖们依旧不愿意动手写。他们坐立不安。这同他们期望从这次会见中得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原来准备遇到的是不妥协。
“好吧，如果你们不愿意写，我来写。”总统说，“要写什么，你们告诉我。”
他把那张白纸拉到自己面前，拧开他的自来水笔，坐着等他们。
这样，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党领袖的口授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写下了后来成为“第四号计划”的东西。然后，他签署了抄本，把它交给了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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