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平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在祖国的东北大地，在白山黑水之间，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东北义勇军武装抗日运动，一时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毁家难、杀敌报国的风云人物。通过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在强敌入侵之际，有着何等高贵的不屈外的民族正气！可以看到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具有何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 “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逼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头。由于东三省的沦陷，是我国近一百万平公里的大好山河落入敌手，使三千万父老同胞惨遭侵略者的欺凌、杀戮和奴役。目睹此情此景，凡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痛心疾首！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还在于东三省的存亡实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危。日军强占东北后，跟着就要进攻华北、华东，进攻全中国，实现其狂妄的“大陆政策”。总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究竟是反抗还是投降，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每个阶级和每个政治派别，都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几个月之间东三省便沦为敌有。但是东三省人民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东三省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爱国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成了抗日义勇军，从事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说到义勇军的创建，我们不能忘怀黄显声将军的功绩。“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他确实是最早主张并且实行武装抗日的，也是最早倡导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的。 黄显声，字警钟，别名惊中，又名京中、峰。辽宁凤城人。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凤城县苇山河村（现划归岫岩县）。少年时曾就读于安东（现丹东市）道立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八年入北京大学补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辍学，旋即返回奉天（现沈阳市）。一九二一年又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结业后，服务于东北军，初任营长、旅长等职，因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于一九三零年春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 九月十七日，荣臻犹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就“中村事件”举行会谈，寻求解决办法。在荣、臧等人看来，以妥协的态度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可望不致扩大事态，因而未作任何应变准备。九月十八日下午，显声接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是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已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密谋，可能采取爆发行动。显声当晚即到公安局坐镇以待。当夜十时二十分，日军果然发动事变，首先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以为借口，随后不到五十分钟，即炮轰北大营（当时东北军第七旅的营房）。十时五十分，七旅旅长王以哲赶到市公安局，与黄显声将军会商对策。显声向王表示：“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又说：“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 由沈阳撤出的警察及公安队到达锦州后，黄显声即命令原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飞立即着手整编警务处所属警队。但由于当时张学良对黄显声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只许以默认，或作暗中的支持，就是说，抗日军不能用国家正规军的番号出现，只能以警察公安部队或民众义勇军的形式出现。义勇军组建开始，就不断同敌人交战。十一月间，日军集聚重兵于沈阳附近，准备进犯辽西。二十七日，黄显声令项青山等部义勇军在青岗子一带狙击突入了辽西之敌，给敌第四混成旅团以很大打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将进入辽西的部队撤回，宣告第一次西犯失败。 黄显声所组织的辽宁抗日义勇军，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帝侵华的嚣张气焰，而且对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也给予极大的鼓舞，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辽宁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入关的首要障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这一切无疑是有黄显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 当张、杨决定胁迫蒋介石抗日，因恐在外部队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发生变故，决定派显声到五十三军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以牵制万福麟，必要时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东北军失去了统帅。显声亲自找到宋子文说：“现在对外抗战已经开始，对张先生实无再予幽囚之必要。”宋支吾其词，黄气愤地质疑问他说：“担保张先生安全的是你，你到底负不负责？”宋无言以对。 同年夏天，周恩来同志曾通过刘澜波同志代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张挺枢和“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在武汉一家旅店会面。见面后，周恩来同志鼓励大家坚定信念，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与会者皆备受鼓舞。 为了做好赴延安的各种准备工作，显声委托在西安的旧属熊正平亲自将其所存的一批武器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运到延安又设法召集旧部和一部分东北青年学生（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等，组成一百多人的“东干队”开赴延安，拟以这批队员为骨干，组成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这批队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为祖国的光复、人民的解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显声本人拟于二月六日动身赴延安，不料这一消息被国民党特务张碧天侦悉，并于二月二日在汉口将其秘密逮捕。 显声身陷囹圄，可望自由，但面对强暴从不出卖原则。抗战胜利不久，我党曾通过东北军的一些关系为营救显声做过多种努力，显声为此激起一些希望，并将这些情况向狱中党组织作了反映，还表示：“我出狱有可能还要带兵”，只要“给我带兵，我就组织部队到解放区去”。又说：“如果空着手到解放区去，我是没有脸面的。” 一九四六年初夏，显声一次清晨骑马出去锻炼，当走到靠近公路旁时，突然从公路上驶来的一辆吉普车跳下一个人来，急请显声弃马上车。原来此人是显声过去的一个老部下时在国民党辎重兵团当团长，又恰驻在贵州省内，听说是显声囚禁于此，曾数次亲自驶车来候，今天终于如愿得见。此团长准备带显声先到他的团部，换上士兵衣服躲过几天，再设法护送离境。显声稍作考虑，即告以己见，不欲即去，并促其迅速离开此地，该团长只好怏怏别去。事后，黄彤光问及此事，显声坦然地说：“我怎么能逃跑？我为人光明磊落，无愧于国家人民，他们偷偷摸摸地把我关起来，就得明明白白地把我放出去。我爱国还成了有罪？要他们向天下人说清楚，我才能走呢！如果逃走了，他们就更要颠倒黑白，同时，还要罪及无辜，连累这里的难有们多受灾难，我不能这么自私，不忍心这样做。”就这样，在部下和亲友的筹划下他本来有三次好机会可以逃脱虎口，结果都被他拒绝了。他的这种行为，真是又令人佩服，又令人惋惜。 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达密令将囚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从“白公馆”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十半，特务杨进兴、杨钦典来到黄显声的囚室，杨进兴对显声说：“周主任请你谈话，马上去，李副官（张学良从前的副官李英毅）也一道去。”显声在沉思中换了一件草绿色的夹克衫，又暗藏了一把短刀，随后戴上了礼帽，从容的走出囚室，同李英毅一道出了“白公馆”，两个特务在后面紧紧跟随。当走到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的一个山坳时，杨进兴突然从背后向显声连凯两枪（随即又想李英毅开枪），一弹打穿右臂，一弹直穿胸房。显声中弹后犹坚握着短刀转过头来怒视着两个行凶的刽子手…… 一代爱国将领没有战死于与日本侵略者拼杀的疆场之上，而竟然于长期囚禁之后死于末日来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之手，多么令人痛惜！ 重庆解放后不久，重庆市烈士审查委员会定显声为烈士。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亲自前往祭奠。 显声生前在狱中写给黄彤光同志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就是万一不测，是为追随张学良先生反对蒋某‘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而牺牲的。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一位爱国军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肝烈胆，灼灼可见！ | 
